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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武侯祠三国文化遗产发展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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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武侯祠博物馆借世人对三国英雄的崇拜和三国文化的影响,利用1995年成都市委市政府划拨的土地,精心打造出“锦里”仿古一条街,作为文化产业的一次尝试。一期工程于2004年完成,二期工程于2009年竣工。锦里是一条街,既古色古香又充满现代气息。它紧邻武侯祠东侧呈南北走向,蜿蜒曲折约550米,锦里的兴建并非是无源之水,也非单纯的为游客建一处购物中心,它是有生命力、有历史渊源的。

1.锦里的历史渊源

锦里曾作为成都的代称,其历史悠长,而冠名锦里者,自然与蜀锦有关。西蜀之地自古就兴养蚕,从考古出土的古蜀兵器上就有蚕纹,足见古蜀国蚕桑业的兴旺,它是蜀地对华夏文明的重大贡献之一。战国时期的丝织业已相当成熟,到秦汉已发展为蜀地最大的手工经济,两汉更进入兴盛发达时期。西汉大文豪扬雄《蜀都赋》中有描写当时蜀锦的绚丽多彩句子:“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奇锦,紌繏𦃄緽,縿缘卢中,发文扬采,转代无穷。其布则细都弱折,绵茧成衽,阿丽纤靡,避晏与阴。蜘蛛作丝,不可见风,筩中黄润,一端数金。”有专家指出首通西域的张骞在大夏所见的“蜀布”,就是黄润。可见这华美无比的蜀地生产的纺织品,早已沿着丝绸之路远销到西域诸国了。

汉末三国,虽然战乱频仍,但对蜀地的织锦业似乎影响较少。《后汉书·左慈传》记载:曹操对左慈说“吾前遣人到蜀买锦,可过敕使者,增市二端。”《三国志》中也有刘备占领益州后犒赏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金、银、钱外,另有“锦千匹”的记载。左思《蜀都赋》记载成都织锦业的盛况说:“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南朝人山谦之在《丹阳记》中也记载有“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至是始乃有之。”诸葛亮更是将织锦当成国家恢复生产、抵御外敌的支撑,他在《教令》中提到:“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蜀锦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城南,《华阳国志·蜀志》载:“夷里桥南岸……其道西城,故锦官也。锦江,织锦濯其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唐人李膺《益州记》载:“锦城在笮桥东,流江南岸,昔蜀时锦官也,号锦里,城墉犹在。”故蜀汉老臣谯周说:“成都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现在的锦里是原遗址区域的浓缩,它依托于武侯祠,北临锦江,东望彩虹桥。以秦汉、三国精神为灵魂,明、清风貌作外表,川西民风、民俗作内容,将历史与现代有机地融入,既扩大了三国文化的外延,又于古老的祠庙注入了新的活力。

2.锦里的文化表象

锦里不是老成都简单的重复,而是高度的浓缩。这里有老成都的影子,更多的是老成都精华的聚集。铺面全都临街而建,仅五六米宽的街道两旁,房屋相望,人声互答,摩肩接踵,其乐融融。锦里的房屋同老成都房屋格局的一样,一般都分上下两层,下面作铺面,上面另作它用。铺门不采用对开式的,而是在上下嵌入带槽的长条木块,用20~30公分宽,3~4米长的板材竖立依次沿着木槽滑入排列形成关闭。这种木板门的特点是以人为本,开门的宽度可随主人的需要随意取舍,可大可小极为方便。 极具人性化的铺面给人以亲和力,生意无论大小,皆随人意。

锦里是有文化底蕴的,锦里的文化除了建筑特色还表现在石雕、碑刻和楹联中。锦里南大门高悬“锦里”大匾,为当今中国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手书。里中的茶坊、酒肆,各家各店匾刻、楹联纷纷亮出各自特色,可谓琳琅满目,争奇斗艳。三顾茶园的联文:“一杯春露暂留客,两腋清风几欲仙。”来自阆中的“张飞牛肉”联文:“数三国英雄夸翼德虎威智勇双全惊天下,建四川美食品张飞牛肉鲜香两绝耀古今。”锦里北端一家小吃店,其匾、联均耐人寻味,联文:“样样皆精抄手汤圆担担面,人人难舍兔丁肺片串串香。”将成都名特食品“抄手(馄饨)、龙抄手”、“赖汤圆”、“担担面”、“凉拌兔丁”、“夫妻肺片”等巧妙串连在先,又将本地新生的“串串香”收尾于后,融传统与现代小吃浑然一体,令人叫绝。

锦里依托武侯祠三国文化遗产的魅力和影响,街道房屋造型为川西民居建筑展示老成都民俗风貌,业态设计要求展现成都地区非文化遗产的内容,比如被列为非遗项目的手工织锦作坊、传统美食、手工剪纸等等。尤其是锦里二期工程完成之后,融入了老成都水文化的形态,同时增加富有特色老成都特色的茶文化展示地。极大满足了广大群众的精神和物质文化需求,2006年,锦里被国家文化部授予“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2011年4月被评为“成都新十景”年平均吸引游客700万人次以上,已成为成都闪亮城市名片。

3.从“游喜神方”到大庙会,博物馆文化产业的新形态

博物馆作为一个典藏、陈列和研究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场所,兼具保存、修护、研究、展览、教育等多项功能,成都武侯祠既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君臣合祀祠庙和久负盛名的诸葛亮、刘备及蜀汉英雄纪念地,同时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三国遗址博物馆。自锦里打造成功之后,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又于2004年进行了一种新的传承历史民俗、展示非遗项目的重大文化活动尝试——举办成都大庙会。

庙会的源起似可追溯到远古时期的宗庙社郊制度——祭祀。《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战争一样,都是国家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早期的祭祀主要是祭祀先祖和自然神。在祭祀先祖和自然神的过程中,人们聚集在一起,组织仪式,如向神灵献供品、演奏乐曲等,这种为祭祀神灵而产生的集会可以看作是后世民间庙会的雏形。所谓“庙”指的是供奉神灵尤其是祖先的建筑。成都为神立祠庙的习俗有文字可考的,见载于《华阳国志·蜀志》:“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蜀王本纪》也说道:“(鱼凫)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于湔。”

民俗庙会作为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传统活动一直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博物馆和庙会两者虽然都服务于大众,但历史上从没有任何交集。文革中,庙会作为封建时代的产物,被迫中断。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各地恢复了不少传统庙会,如北京地坛庙会、南京夫子庙庙会、成都大庙会等等。

旧时成都的庙会亦称作花会,起源与蜀地产丝有关。发展到清代,则又与农商交易、出售观赏花木活动结合在一起。清人周询对此有明确说明:“成都花会原始最早,蜀产蚕丝,三代时,每春蜀都皆有蚕丝之会,当即兹事之权舆。唐诗浣花遨头,亦尝称盛。会地例在城外之青羊宫举行。二仙庵在青羊宫间壁,故亦在会地范围内。清时当光绪季年前,皆人民自行集会,所售物品,以农具为最多,附近一、二百里购农具者,无不来此。又莳养花木者,亦皆移此求售。成都地平阔,人家多有隙地种花,购者亦于是时云集,遂沿称曰:‘花会’。”【17】成都平原自秦汉时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之后,便成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是以成都人好游乐、享受生活,过年逛庙会、赏花会就是人们享受生活最为盛大的活动。

2004年之前,武侯祠新年期间恢复的民俗活动是“游喜神方”。有必要说明的是,晚清、民国时期成都市民过年最重要的民俗活动就是出南门“游喜神方”,民国《华阳县志·礼俗》记载“旧历元日,人家祀先,;礼神毕出,向历书所载喜神吉方。市人皆闭户出外游览。大抵以至南门外武侯祠者为盛。”也就是说,清末民国的成都人在新年正月初一清早,便会携家人往喜神所在吉祥南方去踏访武侯祠,拜谒三国英雄,祈求一年的平安吉祥,此谓之“游喜神方”[19】。周芷颖《新成都·风土人情·岁时习俗》说:“废历正月过年,初一佛晓敬神出天方敬喜神,初一至初五、初九、十五均游武侯祠、望江公园、昭觉寺。”【20】成都民俗文化研究学者何韫若有专咏“游喜神方”竹枝词道:“神有喜怒与人同,四时方位兆吉凶。独怪年年南门好,起因侯庙敬无穷。”并解释说:“正月初一出行,有‘游喜神方’之说。旧日街头所售访刻皇历,所载喜神,每年皆在南方,历年莫不如此。意其原由,或以成都南郊有诸葛武侯祠之故,又南方丙丁,于五行属火,亦红运兴旺之象。是以每年正月初一,成都人联袂出游喜神方,即参拜武侯祠,若干年来已成惯例。”【21】武侯祠紧紧抓住这一节令习俗,于1999年恢复了“游喜神方”。 2003年,成都市政府首次在文革后恢复传统庙会,举办地点仍然选择在青羊宫,2004年成都市政府将庙会的地址改在武侯祠,此后“喜神庙会”取代过去的“游喜神方”,以后更名为“成都大庙会”沿用至今。“游喜神方”这一成都老习俗在新时代有了新定位,过年出南门到武侯祠逛庙会、拜“喜神”,传统民俗活动运用于今天已然成为广大市民新年新风俗。

在博物馆举办传统庙会本身是一种挑战,如何在新年观众暴增、人群拥挤情况之下,既保证文物区的安全,又方便观众参观?这是一项新的课题。武侯祠采取了以下重要举措:首先是增加人力加大对文物区的保护力度,并限制开放时间,晚上六点关闭核心文物区。二是庙会上所有民俗非遗展示、娱乐表演、特色小吃等都放在西区,即原南郊公园范围。如此一来,热闹喧嚣的过年气氛与庄重、肃穆的核心文物区有了明显的隔离。三是大打三国文化牌。把人们对诸葛亮的崇敬和对三国英雄的崇拜,化作具体的形象,更名后的庙会之重大变化是诸葛亮作为智慧之神华丽变身为“喜神”,如此一来,当“喜神”诸葛亮的形象出现在大庙会现场时,吸引的不仅仅是众多游客的目光,同时也将人们在过新年时讨个好彩头的敬神心理紧紧抓住。基于如此深厚的群众基础,和诸葛亮的人格魅力,“喜神”诸葛亮这个三国文化重要形象,从此在成都大庙会上深深的扎下了根,并定型化,真正将历史人物与当今和谐社会所的价值观融入到大众心中。四是推出各类非遗项目满足广大市民怀旧心理需求。成都有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每两年举办一次国际非遗文化节。这显然不能满足大众需求。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举办的十一届庙会上,每次都有四川地区的非遗项目竞相登场展示,如极具观赏性的川剧中变脸、四川皮影、黄龙溪“舞火龙”、木偶戏,还有手工艺人展示的剪纸、青神瓷胎竹编、吹糖人、糖画、捏泥人等等。将“游喜神方”传统民俗活动嫁接在成都大庙中,这是一次成功的文化产业转型。成都大庙会创新性地把博物馆与民俗庙会有机结合起来,在展示历史文化的同时,也为非遗展示提供了舞台。让非遗走近社会生活,提高保护遗产的理念,给传承人一个空间其实就是保护了人与文化,这也是博物馆本身应承担的职责之一。庙会上非遗的展示,为市民的新年增添了一道民俗盛宴,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和支持。

自2004年阔别45年之久的成都大庙会正式回归以后,连续十余年,武侯祠的成都大庙会每年接待海内外游客近百万人,近几年人数更是突破百万大关,门票收入相当可观,很好拉动相关产业,博物馆的文化产业与庙会经济发展也真正开始受人重视。成都大庙会可以算是博物馆发展文化产业与民俗结合的成功尝试,它以依托古祠,借助民俗传统的强大的生命力,精心打造出中国新型庙会模式。武侯祠最重要的是三国文化,这也是成都大庙会的核心亮点也是不同于其它传统庙会核心竞争力。有了文化灵魂的庙会,经济才能唱好戏。把文化、旅游融合在一起,古老的庙会才会焕发生机。

成都大庙会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不同地域的庙会,皆体现着地区的特点,深入挖掘地方庙会文化内涵并充分与当地民间民俗和文化特点结合,才能让庙会上可看的、可玩的、可吃的都深具地方特色,让游客在玩耍的同时充分领略该区域的民俗文化、学习传统技艺。如今,“拜武侯,泡锦里,逛庙会”已经成为一句响亮的口号,大庙会也成为成都市春节期间举办的深受百姓好评和外地游客期待的节庆活动品牌。当然,在挖掘传统庙会文化内涵之时,在内容和形式上还需要开发更加贴近群众现实生活、融入时下潮流的新项目,以期符合现代人求新求变的尝试心理。因此,融入现代科技的创造型庙会,将有利于增强庙会的文化旅游吸引力,促进庙会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