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位置】

地理坐标：北纬 30°48′54″，东经104°9′47″。

行政属地：新都区马超西路入口处（老地名是桂林场，在桂林场北五里）。

【现状】

墓葬已经被毁，旧址上已修建成房屋。1985年,原新都县人民政府（现改为新都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县内重要文物遗址。

【历史沿革】

关于马超墓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明代。明代四川按察使杨瞻、成都知府王九德、新都知县邵年齐等,为了使马超墓不致湮没,先后在墓前立碑,道旁立华表。《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三《陵墓》记载：“马超墓，新都县南三里。明按察僉事杨瞻碑表之。”[[1]]

到了清代，马超墓经过多次培修。雍正十一年(1733),县令陈铦在马超墓四周立界石,并且规定：距离墓葬十八步的区域范围为墓域，严禁在域内樵采 、耕种等。       

图一：马超墓旧貌

    道光十七年(1873),知县张奉书重新丈量墓地,共3.174亩,墓周栽植柏树,砌筑围墙,招佃户看守,春秋两季祭扫。道旁重刊明代按察使所立的“汉故征西将军马公讳超字孟起之墓”墓碑,以壮观瞻。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一月，新都知县薛谐律，在马超墓前立碑，题曰“汉故征西将军马公讳超字孟起之墓”；宣统元年(1909)五月，新都知县邓隆，又重刊此碑。《民国新都县志》第一编《舆地》记载：“征西将军马超墓，在桂林场北五里。清康熙间，李刘二姓相继侵葬。雍正十一年，经邑令陈铦查觉，为立石于墓之四隅，定距墓一十八步为墓域。道光十七年，知县张奉书，清丈前后基地，共三亩一分七厘四毫，周围竖以墙垣。有碑二：一竖墓前，题曰‘汉故征西将军马公讳超字孟起之墓’，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署，新都县知县薛谐律立，宣统元年五月署，新都县知县邓隆重刊；一竖道旁，题同墓碑，明四川按察使杨瞻立，道光十七年知县张奉书重刊。” [[2]]宣统元年(1909)六月，同样姓马而且同为重要武将的四川提督马维祺，到川北巡察军务,特别绕道新都城南，前往拜谒马超墓，并在墓前重立碑石,新修献殿3间,撰刻马超墓志碑,书写“英风常振”匾额,使得马超墓再具规模。

被毁之前的马超墓，坐北向南,原有封土堆高约6米，直径约12米。墓前曾建有庙，庙中有供祭享的“献殿”，悬挂清代四川提督马维祺所书“英风常振”匾额，壁间刻有马超传略。有三石碑：一竖于墓前，题曰“汉故征西将军马公讳超字孟起之墓”，清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新都知县薛谐律立，宣统元年五月新都知县邓隆重刊；一竖于道旁，题同墓碑，明代四川按察使杨瞻立，道光十七年知县张奉书重刊；一为马维祺撰写的《汉骠骑将军领凉州牧斄乡侯谥威侯马公墓志》碑。马超墓的墓室宽约3米，深约10米，内有石门、石案、石棺台等，雕刻精美，早年被盗。

在新都区城市大规模开发兴建之前，马超墓的墓后有环状土丘，四周古柏森森，周边有广袤的农田。“文革”期间，马超墓遭严重破坏，墓中石料被取走，仅存墓后环状土丘和《征西将军马超墓碑》、《汉骠骑将军领凉州牧斄乡侯谥威侯马公墓志》两通石碑。1987年，两块石碑被迁到桂湖公园，现立于桂湖公园的碑林内。

图二：马超墓旧址

图三：马超墓旧址（20世纪80年代摄）

【点位小结】

从明代开始至清代，此处的马超墓一直受到各级政府和官员的多次培修和保护，曾经有高大的封土和墓冢，还有祠庙、献殿等建筑，也曾经发现过一些石制的随葬器物。虽然现今墓冢和祠庙已经毁坏无存，但是在地方文献中却留下了清晰的记录，还有两通墓碑一直保存至今，所以我们将其列为调查的目标点位。

附：

《故征西将军马公墓碑记》

陈銛

维将军姓马名超字孟起，陕之扶风人，仕汉爲将军，镇守川之西陲，捍卫全蜀，号征西将军。年四十有七而卒，以功谥威侯，葬於吾邑之南郊一里，志册可考。而故明按察使杨公瞻，恐其久而或湮，爲立碑表于道旁。大尹王公九德、司马钱公绍谦、前令邵君年齐，又同立碑于墓前，昭功德、示护守也。乃有里民李氏者，私葬其父于将军墓之贴近右侧，自丙寅迄今，四十八年矣。又菑畲其前余地，而刘氏葬其婿于将军之墓左。予宰于斯，访求古名宦遗迹，知其状。既恶其民之不义，又谅其未闻将军之丰功厚德也，爰拘而惩创之，且晓谕之曰：“汝知征西将军之功乎？蜀之西，曰羌曰番曰蛮，逼近西陲，桀骜难驯，旣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竞，惟是将军神威素著，西夷号为神将，皆帖然慑服，终其世不敢内侵。将军殁，后代有西患，或至震惊蜀都，以是思将军：无赫赫之功，其功愈大；无煦煦之德，其德尤深。蜀之人，当世世尸祝之。其葬于吾邑也，尤当欣喜而爱护之，以致报功崇德之心，以慰将军之灵。乃践踏侵占，使天下之人，谓吾邑固如是其负义也，何以为人？且忠烈坟墓，樵採有禁，罪将奚逃！”于是，李氏昆弟如玉等及刘氏，皆惶愧无地，谓愚昧得罪于将军，今始觉悟，退地移葬。予喜秉懿好德之终不泯于人心，而将军奠安蜀民之功，千古常新也。既而李氏念其父葬已久，棺骨或朽□，请免迁。予又思将军之灵，深爱蜀民，既容四十八年矣，或克当神意，役使左右，俯允所请。乃与里之民约，且立四石于墓之四隅：距墓一十八步以定为将军墓域，嗣后有敢于域中樵採者、耕种者、侵葬者，律无赦！　爰爲记，以刻之石云。

[[1]] (明)冯任修、(清)张世雍等纂：《天启新修成都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①》，巴蜀书社，1992年，第75页。

[[2]] 陈习删等修、闵昌术等纂：《民国新都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11》，巴蜀书社，1992年，第674页。